回顾三个“敬畏”，塔台再出发

法学三大体系的建设必须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实践要求紧密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具有久久为功的学术生命力。

由此可见，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的范围比美国广泛，在市场经济之外涉及社会治理领域。再如，针对治理事务中不配合的群众，寻找其轻微违法行为，以惩罚来倒逼当事人配合。

有些事务不宜纳入行政管理的范围，有些事务通过行政方式处理成本太高。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市场经济和法治建设的时间还不长，且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经济信用风险和社会诚信缺失问题同时存在，两者都还比较突出，且互相影响、互相转化。在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两个方面，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都是缺乏的，基层治理难以高效展开，难以约束忽视义务和责任的行为。这足以对这个农户及潜在的类似农户构成威慑。三、社会诚信机制的运用背景及治理功能 社会诚信机制的运用不是偶然的，而是缘于基层治理需求，是时代背景和治理资源困境下的能动创造。

在有些领域，违法现象、违约现象、违反公共道德现象比较突出，这些失信现象已超出交易信用风险范畴，涉及日常生活、社会治理、政务诚信和司法公信等领域。二、社会诚信机制对三治融合的促成 在基层治理中，自治是常态机制，是处理事务的基本手段，也是社会成本最低的治理方式。基层治理运用社会诚信机制，看起来是治理权力对社会的介入，但从发展的视角看，更多的是现代法治的逻辑延伸，其本质是运用新的治理技术和思路回应社会治理领域的顽疾，特别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问题及其背后的执法能力不足问题。

改革开放后，在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实行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包产到户，家庭经营，承包经营的主体是农户家庭。在此条件下，美国逐渐形成了以消费为中心的信用信息范围。有学者强调信用工具应当遵守合法性的约束，在公法原则的约束下，依法限定公共信用信息范围，注重信用指标体系设计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尊重和保障公民信息权利，注重信用情况与奖惩措施之间的合理联结和成比例性，建立信用信息有效期制度和信用修复机制。社会条件，包括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群体分化、社会流动、社会规则、社会观念等。

政策执行类事务是自上而下的要求，是必须完成的任务。有些信息在县域或市域范围内公开，在某级政府政策维度上承担失信责任。

（一）基层治理面对的人和社会 基层治理在具体的时空条件中发生，要面对特定的人和社会，它们是基层治理的内生基础，是政策执行、事务处理、秩序生产的条件。（一）社会诚信机制的运行模式 基层治理运用社会诚信机制，主要依托家庭诚信档案制度的运行来实现。德治强调道德资源在社会治理中的运用，重视道德规范的作用，通过道德教化约束人们的行为。属地篇汇编了各市、州、县区域公共服务领域相关信用信息目录，涉及水、电、气、公共交通、电信运营、广电网络、城市管理、图书馆和公积金管理等领域。

基层社会进入利益和观念多元化时代，人们的权利和责任观念发生很大变化，既有的司法、行政、自治、德治等方式各自面临困难。规则在制定环节经过充分的民主协商，在执行环节的阻力就会减少，执行的效果会更好。在国家安全方面，有签证黑名单、海关黑名单、海外资产控制制裁名单等。有利或不利后果的承担，不是基于法律上的相关性，而是基于自治程序制定的规则拟制的相关性。

社会诚信机制能成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重要抓手和平台，因此必将成为法治社会重要的治理工具。有些信息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在法律法规层面承担违法失信责任。

这些向外的人和事务，与在地的人和事务在基层治理中被社会诚信机制关联起来，基层治理的特定职责与基层群众的义务也被关联起来，基层政府或自治组织以其自身应当履行的职责作为条件，要求人们履行在其他治理事务中的义务。在实践中，社会诚信机制主要由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设计并推行，公共权力全面介入其中，相应的合法性审查未必充分，社会诚信的范畴可能被随意泛化。

传统的司法和行政手段最多强制社会成员达到法律底线，而社会诚信机制可以鼓励超出法律的道德行为。社区公共事务则源自内生秩序需求，如果处理好，社区环境、乡风文明就可以提高，社区发展的基础就可以夯实。西方国家的信用体系主要围绕经济交易和金融活动展开，其目标是信用交易风险管理。2009年，广东省龙门县龙田镇开展农户诚信守法档案管理的尝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次强调推进社会诚信建设，并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和《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中作出具体任务安排。县政府认为老年人赡养问题需要治理，就下发《关于开展敦促赡养人将被赡养人接入安全住房共同生活的通告》，将不履行赡养义务的行为记入家庭诚信档案，敦促保障老年人权益。

就政策执行需求而言，其体现在村庄（社区）规划、流动人口管理、社会治安、环境保护、美丽乡村建设、工业安全等方面。社会诚信机制促成三治融合，促使我们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思考社会信用体系。

法治意味着自治和德治在法治框架下进行，以法治保障社会治理。积分规则中涉及的行为，涵盖基层治理中的大多数事务。

第一，社会诚信机制属于德治范畴，其内容大多关联道德行为。户作为基本信用单位，意味着一人失信，家庭户就被列入失信名单，所有家庭成员同时承担不利后果。

公共信用信息是国家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管理职能的组织及群团组织等，在依法履职、提供服务过程中产生或者获取的，可用于识别信用主体信用状况的数据和资料。这也是我国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主要原因。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以家庭诚信档案为基础的社会诚信机制的构建，它可以促成自治、法治、德治的深度融合。权力是能动者调动资源建构方法以获得结果的能力，这种结果是行动者直接介入事件过程所带来的。

无疑，系统完备的制度建设面临挑战。也很难相信，一个经常违反法律或自治规范的人，会是市场经济中诚信的人。

在此背景下，社会诚信机制以家庭户作为基本信用单位，对所有家庭成员的社会诚信状况进行记录，由其共同承担诚信激励或失信惩罚，就有相当的合理性。从基层治理的角度来看，诚信档案制度中积分规则的讨论制定、完善过程，其实是政策执行的动员过程。

上级党政组织要求基层干部既要遵循法治，也要遵循党的政治伦理，以人民为中心，站在群众的立场上想问题、办事情，时刻关心群众的衣食住行，解决群众的困难。社会诚信机制将法治和德治纳入自治过程，增加了对基层群众行为的监督，制约违法失德行为，并通过法治保障自治的运行，促成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

如果这些案例属实，就相当于剥夺了当事人平等就业的权利。因此，我国必须统筹解决经济信用和社会诚信问题，客观上需要采取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方法，建立更广泛的社会信用体系。行业篇是省行业主管部门以省市县填报的权力清单为基础，整理形成的行业信用信息目录。法治是自治的一个必要条件，任何程度的自治都需要良好的法律体系。

市场经济越发达，信用交易比例越高，金融创新和信贷产品越复杂，信用风险问题就越凸显，经济信用体系就越需要完善。第二，将道德和法律评价的行为纳入社会诚信机制，有力保障德治和法治。

农村环境治理，无论是家庭作坊污染，还是村容村貌整治，都会将家庭户视作共同行为的主体。这是一种滥权行为，实际是借助社会诚信机制来实现政府在绩效考评中获优的愿望，规避工作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从而使上级政府的绩效考评目标落空。

城市社区更是如此，社区自治组织与居民缺乏经济性关联，缺乏合法支配居民行为的法律手段。积分制将人们在日常生活和社会治理事务中的行为进行量化，根据分值来区分守法诚信户和违法失信户，进而影响家庭成员的社会声誉、社区福利、发展机会等。